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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趣阁 > 大明元辅 > 第161章 南察风波(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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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照王锡爵的说法,这首词“恐怕是写给我二人的”,若果然如此,那这的确是有些“欺人太甚”,尤其是在申时行申元辅看来。

  高务实要在江南广征商税,申元辅都谈不上很生气,更没有因此动怒,何以看到区区一首词反而勃然大怒了?

  因为这首词恰好击中了申元辅的要害。

  不过,这首词并非高务实原创,其来历是清嘉庆年间的两位大臣。

  鞑清嘉庆年间,京城流传着一幅对联:“庸庸碌碌曹丞相,哭哭啼啼董太师。”寻常人一看,这对联的表面意思,应该指的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曹操和董卓。因为,曹操是东汉末年的丞相,而董卓也曾官至太师,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,尤其在民间流传甚广。

  然而实际上,这副对联里的曹丞相、董太师,指的是嘉庆年间的两名朝廷重臣:曹振镛和董诰。

  曹振镛是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元老,此公官运亨通,位极人臣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、领班军机大臣,基本上算是做到了汉人大臣的顶峰。

  曹振镛为官,有六字秘诀闻名于世:“多磕头、少说话”。后以八十一岁高龄病逝,死后得到了“文正”谥号,成为鞑清近三百年中仅有的八名“文正”之一。

  董诰是乾隆、嘉庆年间的朝廷重臣,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。由于自乾隆以后,保和殿大学士不再授人,是以文华殿大学士变成为事实上的内阁首辅,因此董诰在当时的地位就不必多说了。

  董诰以七十九岁高龄病逝,死后得到“文恭”谥号,嘉庆皇帝亲临祭奠,还给他写御制哀诗“只有文章传子侄,绝无货币置田庄”。这是夸奖董诰清正廉洁,只有文章传世,没有留下金钱购买田庄。

  如此看来,这应该是挺厉害的两个人,那么“庸庸碌碌曹丞相,哭哭啼啼董太师”这幅对联的出处又是来自哪里呢?说起来,这与当时天理教进攻紫禁城有关。

  嘉庆十八年,在直隶、河南一带流传的天理教纷纷发动起义。当年九月,其中一支天理教徒约两百人,被首领林清派遣混入京城,在几名太监的里应外合下,攻入了戒备森严的紫禁城,最远打到了隆宗门附近。

  不过当时嘉庆皇帝没有在紫禁城,因为在此之前,他正好借打猎的名义,巡幸到了热河承德避暑山庄。

  鞑清的皇帝可不像大明中期——尤其是正德以后的皇帝那样,近乎于被禁足在了京师之中。他们是经常到处乱窜的,而理由也五花八门。明代文臣常用来限制皇帝出行的借口,如花费巨大、国务积压、侵扰民间等等,鞑清皇帝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。

  京城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,消息很快就传来了。嘉庆皇帝收到消息时,正在从热河回到京城的路上,听到京城发生巨变,一时之间慌了神,也不知道京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,顿时没了主意,随即向身边的王公大臣询问。

  陪伴嘉庆皇帝前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王公大臣很多,绝大多数人都建议暂时驻跸下来,静待事态下一步的发展再定。只有董诰力请嘉庆皇帝启程回到京城:“是滋乱也,献俘者行至矣!”董诰说到激动处,竟然涕泪俱下……这表演水平放在后世肯定可以拿个小金人,高务实说不定都没这么能演。

  那么这时候,曹振镛在哪呢?

  嘉庆这次巡幸热河承德避暑山庄,没有将曹振镛带在身边,曹振镛此时留守于京城,负责处理军政要务。

  不过此公虽然负责处理军政要务,但应变能力恐怕不太靠得住。当一部分天理教徒突然进攻紫禁城时,曹振镛吃惊之余,表现得惊慌失措,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。意外的是,嘉庆的皇次子旻宁等一帮皇子皇孙颇为镇定,携带鸟枪、腰刀冲出上书房迎战,为清军的反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,避免遭到更大的损失。

  很快,清军平定了天理教徒的起义,曹振镛这才镇静下来,整个京城随之恢复了安定。

  对于曹振镛和董诰两位朝廷重臣在天理教徒起义中的表现,大家是心知肚明的。因此在不久之后,京城一名无名氏就编撰了一幅对联出来讽刺他们:“庸庸碌碌曹丞相,哭哭啼啼董太师。”

  当时,曹振镛任职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,董诰由文华殿大学士晋升为太子太师。

  这幅对联在朝野传得沸沸扬扬,最后也传到了曹振镛和董诰两位当事者耳里。有意思的是,这二位可能李春芳附体,或者练就了唾面自干的大神通,都没有生气,反而一半自嘲、一半自辩地说:“此时之庸碌,啼哭,颇不容易。”

  这件事发生后,如果有人见到董诰,当面尊称他为“太师”,董诰一定会笑着推辞,说道:“贱姓不佳。”

  这句话很好理解:《三国演义》里“董太师”的名声实在是烂大街,谁愿意跟他沾亲带故呢?就像“人于宋后羞名桧,我到坟前愧姓秦”的道理一样。

  直到董诰病逝后被晋封为太傅,“哭哭啼啼董太师”的说法才逐渐消失。但是,旧的对联消失了,新的段子又出来了。随着董诰、曹振镛先后病逝,京城又传出了一段词牌《一剪梅》,就是前文中出现的那首。

  曹振镛在死后获得了“文正”的谥号,曹浩在死后获得了“文恭”的谥号。不过,由于“文恭”不如“文忠”,因此高务实把原文中的“文恭”改成了“文忠”。

  这一改,就更显得是刻意讥笑“我二人”了——他俩分一分,正好一个“文正”,一个“文忠”嘛,简直是指着鼻子嘲讽。

  申时行怒就怒在,这首词里说到的这些做法,几乎可以逐字逐句扣到他头上,尤其当他和王锡爵都猜测是高务实的手笔之后,有一句话特别刺激他。

  “大臣经济在从容,莫显奇功,莫说精忠。”

  这里的“经济”说的是“经世济民”,正是“大臣”所当为,而大臣“从容”有度,本也是申时行的一贯做派,并且经常对身边人说。

  单看这前半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,怀就坏在后面八个字:莫显奇功,莫说精忠。

  申时行这两年经常有意无意地与人说起“善战者无赫赫之功”的道理,王锡爵虽然未在京师,但他是天下名士,常与人论道于苏州,也时常表达类似的观点。

  如果说他们二人说这样的话只是因为嫉妒高务实的“奇功”,那其实还是有点冤枉的,嫉妒不是没有,但的确并非全部。

  他们二人身为心学派的台柱子,在高务实屡立奇功的时候,当然要对自家派系内部的官员进行劝勉、安慰,以免他们被高务实刺激到,否则无论是嫉妒过甚而胡搅蛮缠,亦或者自愧不如而放弃斗争,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。

  内部说一说而已,又不要负什么责任,算得了什么呢?可高务实今日此举却把这一条给摆在了台面上,不仅暗示他们这些事情根本谈不上隐秘,而且还昭告天下了。

  这就好比隐私之处受了伤,本就羞于启齿,现在居然还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亮了出来,是可忍孰不可忍?

  连申元辅这样的宰相气度都忍不住骂了一句“竖子”,可见被羞辱得有多狠。

  高务实这个举动,粗俗一点说,就好比在太监面前炫耀“老子夜御十女”一样,别说能气死人,简直能把死人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诈尸。

  你不是“莫显奇功”,你是立不了奇功。立奇功这种事,对我来说犹如喝口凉水一般轻松惬意,但对你来说却是难如登天,所以你只能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。

  这不是欺人太甚,什么是欺人太甚?

  王锡爵大概是昨天已经生过气了,此时倒没有暴跳如雷,他等申时行愤怒的鼻息稍稍轻了些,开口道:“元辅忍辱负重,所谋者大,锡爵自是了解的。然此词一旦传唱开来,只怕天下人都要误会了,而尤为可虑者……恐怕我心学一脉的年轻之辈听闻,也不能理解元辅之良苦用心,到时候……”

  到时候就要动摇根基了,这样浅显的言下之意,申时行自然听得出来。他不仅听得出这一层意思,还听得出来另一层意思。

  王锡爵对于自己目前的这种“忍辱负重”是不满的,至少是不同意的,只不过自己毕竟是首辅,而他才新近入阁,不想表现得过于喧宾夺主罢了。

  申时行叹了口气,问道:“那依元驭之见,此番我等只能接招了?”

  “然也!”王锡爵面色沉肃异常:“昨日退一步,今日又退一步,明日再退一步……如此步步后退,退到何时才是个头?我意,惟有争锋相对、寸步不让,方可使高家小儿知我心学有人,不虚他半分。如此,只要此番不使他奸计得逞,来日他再想这般蚕食,便不得不考虑后果、三思而行了。”

  这话本身并非没有道理,申时行也是同意的,他之所以不同意硬碰硬,其所担心的一直都是另一个问题。

  高务实手里的文官势力和心学派相比并不占优,但他还有援手:勋贵和皇上都是站在他那一边的。

  勋贵通常参与不了这些国策问题,倒是可以暂不考虑,但皇帝这个因素却肯定不能忽视,甚至从实际上来说,这个因素还是个决定性因素——只要皇帝坚持,谁都没辙。

  杨廷和当时那么厉害,最终还不是被世宗赶回家养老去了?一旦皇帝不再顾忌颜面,文臣对他就毫无限制能力——尤其是当他手里还有其他文臣可用的时候。

  错非有张璁、桂萼等人,世宗当年倒可能拿杨廷和没办法,但既然有了——也肯定会有——所以皇帝依然一言九鼎。

  如今的朝堂还不是当年那模样呢,实学派一直都扮演着张璁、桂萼的角色,而又远比张璁、桂萼的势力大得多,心学派想学杨廷和,腰杆子还远不如杨廷和硬扎。

  因此,申时行始终担心的就是损失问题。和高务实斗着一场,看似扬眉吐气,双方在朝野士林之间的斗法大概率会是心学派占优。可那又如何?高务实是为了皇帝而发动的这次丁亥京察攻势,一旦他可能面临失败,皇帝恐怕比他自己还更坐不住。

  京察的结果不管是怎样的,其最终决断权都在皇帝手里,难道指望皇上会选择自断一臂?想都不用想。

  所以,就算听了王锡爵的意见,和实学派硬碰一次,最终的结果多半也是心学派吃亏,无非吃大亏还是吃小亏的问题罢了。这对于当前心学派实际上的党魁申时行而言,当然不想看到。

  然而王锡爵的话也有道理,步步后退的确不行了,必须要遏制住高务实如今这般咄咄逼人的势头。否则的话,他现在还没入阁就已经无人可制,过些年入了阁还得了?当年高拱起复时那种阁僚反压首辅的奇景,岂不又要再次出现?

  徘徊踱步犹豫良久,申时行坐回自己的位置上,朝王锡爵问道:“除了此前已有的那些安排之外,元驭还有什么良策教我?”

  王锡爵道:“无甚良策,也无需良策。”他沉声道:“此番我等所为,并不一定会赢,也并不一定要赢,只消寸步不让,让京察陷入巨大争议便算是达成了目的。”

  申时行略有意外,转念一想,看来是自己此前的话改变了王锡爵得看法。他不再坚持非要快速结束京察,以及在京察中压倒高务实,而是调低了期望值,只要展现心学派不肯屈服的态度来就行了。

  王锡爵这个转变,申时行是赞赏的,这也符合他此前所说“为天下正道立一丰碑,树一旗帜,莫要让仁人志士以为心学将没,欲投之而无门矣”的立场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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